火了关于双峰方言最美的一篇文章是乡
聂雄前，男，年11月生，汉族，湖南双峰人，年6月参加工作，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硕士，编审。现任深圳女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文｜聂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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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朋友捣鼓出一本关于家乡话的书，要我写几句话放在前面。这大概看中的是我离开家乡35年乡音无改，而就我而言，乡音是我内心深处千万次的羞愧，是我生命河流中多次经历的暗礁险滩，和同一个族群的乡亲说说，可能是一辈子都难得碰上的机缘。
我是秧冲村鹅公坪人，上小学在年春季。那一年附近的村子只有定星村小招生，于是我们生产队6个小孩都去了定星小学。小学只有一个女老师叫刘新乾，她是邻县涟源人，她的丈夫彭勋德后来成了我的初中老师。刘老师一口涟源话，没有给我们教过拼音，但这一点也没有妨碍她教会了我们识字记数，教会了我们礼义廉耻。他的小儿子彭乐为就在我们班上，欺负同学或不认真听讲，都会被她骂一顿甚至打一顿，我们真正是归法归服。今天，坐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我想起刘老师当年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下巴上的那颗痣，心里尽是温暖和感恩。我是家里的满崽，哥哥比我大了10岁，中年得子的母亲让我一直吃奶，吸吮的后果是舌头特别肥大，讲话含糊不清。是刘老师在小学二年级逼着我断了奶，然后让我当班长，锻炼我的语言能力，提升我的讲话信心。离开家乡35年，无数人问我为什么不会讲普通话，我都归咎于自己小时候没学过拼音，但自己的病自己知道，这真不是拼音的事，于我而言是因为天赋，于大多数乡亲而言是因为那方水土养成的族群性格。
想你时你在天边，看你时就在眼前图片来源于「戴倚萍」
我16岁那年到湘潭大学中文系读书，曾在语言上感受到巨大的危机，第一学期上“现代汉语”课，几乎每堂课都被一位姓梁的女老师叫起，为一个发不出音的韵母，我至少起立过五六堂课，到普通话考试时，别的同学要么是朗诵北岛、舒婷的诗，要么是高尔基的《海燕》歌德的《维特》，善良的梁老师为了让我蒙混过关，指定我读夏明翰的《就义诗》。可就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四句，梁老师还专门辅导了两回。因为羞愧，我很是认真地学普通话，有小半年时间我把自己粗声大气的讲话习惯改了，语音语调也改了，还请后来当了湖南电视台名主持的施华耕室友纠错，但小半年时间熬下来被双峰籍室友王斌辉下了“洋不洋，土不土”的结论，绝望之余，我只有放弃自己的“普通化”过程。记得第二学年快放暑假之际，贵为国家粮食部部长千金的梁老师要调离湘大，同学们都说是我气走她的，我也觉得对不起她，就认认真真给她家打了两天包，把家具和行李装上卡车之后，我独自一人在南阳村体育场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真有些伤感的意思。
大学七年，我过得热热闹闹，同学们用嘴巴交流，我用肢体交流。篮球、排球、足球，偶尔还乒乓球羽毛球把业余时间塞得满满的，愣是把自己弄成了学校名人，到毕业的时候竟一致要我留校当老师，系主任羊春秋老师、党总支马国兴书记都来找我做工作。真是吓死宝宝了，我落荒而逃。
梅龙山风景图片来源于「祥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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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选择去政府机关，而是来到湖南省文联理论研究室。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好就好在这里基本不要坐班，一年到头也不开会——这最大程度能掩盖我的病。但是，病终究是病，最终总会暴露的。年初夏，单位按中央部署开始对一年前发生的动乱事件进行反思和清算，省作协开始进行长达一月的开会季，第一次党员座谈会就是学党中央相关文件，党组书记谭谈老师讲，谁来念念吧?我普通话讲得不好。就有人举手，“叫小聂念，他是研究生，普通话也讲得好”，会议室哄堂大笑。幸亏我又碰到了贵人，来自邻县涟源的谭谈老师一点也没有为难的意思，就让我念，在我念完后，他还表扬说：不错!不错！比双峰话好懂多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事情包下来。于是，从长沙上大垅省作协大院到浏阳县委招待所，一个月时间里我念了无数的文件、社论和反思文章，我当着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赞忠同志念过，他后来竟然动了把我调到他身边工作的想法；也当着前来观摩的省社科院、新闻出版局、广电厅等单位领导的面念过，每一个领导都频频点头，散会时都不忘与我亲切握手。在讨论一个问题发生争议的时候，在免不了的相互攻讦的时候，在会议陷于僵局出现闷场的时候，作协主席未央老师就睁开总在养神的眼睛，笑眯眯地对我说：小聂，念篇社论吧。于是，全场的气氛就松弛下来。毫不夸张地说，我让省作协的反思会由严肃变得活泼，由沉重变得轻松。20多年过去，我想起谭谈和未央老师对我的包容，我依然深怀感恩，而他们高深的人生智慧，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开会季结束的那一天，一位著名诗人偷偷告诉我，开会第一天举手推荐我念文件的老师居心叵测，“他就是要你出洋相，就是要放大你语言上的缺陷，怕你以后对他构成威胁，幸亏你这傻小子命大福大……”我正沉浸在意气风发的喜悦中，根本不相信他的“阴谋论”。接下来的那两年，我开始被省作协组联部、创研部安排到各类文创班去讲课，我竟然都去了。在那个文学创作热潮持续高温的年代，望着总是济济一堂的红男绿女，我自我感觉良好，完全忘了自己的病，今天想来真是罪过!
梅龙山风景图片来源于「祥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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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加盟女报杂志社，急于一露身手。那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深圳义工的报道，觉得是完全新鲜的题材，就拨通报道中公开的义工热线电话联系采访对象。在荔枝公园深圳青少年活动中心那间办公室和那位女义工见面的晚上，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双峰口音痛不欲生。那位清秀的潮州女孩在银行工作不久，或许还从来没有接触过湘中地区的人吧，从我自我介绍开始她就像遇见外星人一样惊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她就一脸茫然，她很紧张，她怀疑我的身份检查了我的工作证，又打了电话给同事讲有个叫xxx的人在采访她，然后她叫我把问题写在纸上，她一个一个回答。屋漏偏逢连夜雨，中间还碰上停电，她找蜡烛时我一动不敢动，汗如雨下……噩梦一般的釆访终于完了，我骑着单车回莲花二村蜗居的路上，第一次嗅到前路险恶的味道。
那次采访稿在年8月号的《女报》杂志上作为头条发出，义工女孩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你的人你的话为什么和你的文章完全不同呢，她还是很惊讶。她不知道，这次失败的釆访让我此后高度重视案头的准备，把能够找到的关于釆访对象的东西认真研究透，把想问的东西列个清单，现场只剩下简单的验证和鼓励对方讲故事。20多年写过的人物稿上百篇，从深圳本土诞生的全国道德模范陈观玉老人，到被拐卖在海陆丰生了一堆儿女的安徽打工妹；从海外归来创成大业的女总裁，到工厂流水线上冒出来的天才女诗人，我都尽量藏匿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让她们成为原汁原味的自己。但方言之病在写作上能找到对症之药，在生活和工作中却无处不在释放它的痛感。
国藩故里雨后荷韵图片来源于「一直在路上」
紧赶慢赶在年底调入深圳，到桂园派出所办身份证，碰上一个马虎而泼辣的女警官，我把调令、长沙身份证原件和照片递上，她很快给了我回执。我一看，号码不对呵，我说：警官，我的号码是不是，是不是长沙到深圳要变号码呵？她听不懂，我就指着号码给她看，她一脸茫然，然后又点点头。后面是焦急办事的长队，窗口是任我怎么说都不懂我话的女警官，我还能怎样!基于语言的劣势而进行的放弃，在几年后得到报应——公安找到我单位审查我身份证的问题，把我气得够呛，幸亏碰上其中的一个警官是邻县人，热情带着我从派出所到分局到市局，办理了我后一个身份证的合法性证明文件。回到单位我把文件复印了20份，至少十来年都随身带一份以防不测。这是唯我独有的体验。
更多的是许多长者和领导对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改。有四五年时间余秋雨夫妇和我住在相邻的小区，熟悉了之后就有了一起吃饭喝茶的机会，我和他们的交流总是磕磕绊绊，有一次余先生刚刚担任央视青歌赛评委回来，落座之后他给大伙讲，此次青歌赛再次打破CCTV收视纪录，杨台长讲每场平均有4.9亿人观看，至少有4.5亿人是来看我的。然后他就侧过头来看着一脸崇拜表情的我：小聂，我要是你，哪怕是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也要把普通话练好!我唯唯诺诺，一脸惭愧。在女报杂志社干了四五年我就动过调动的念头，我把调函送到主席那里，主席一脸沉重：小聂，不是我不放你，而是你要想想你的短处。你年纪轻轻的就当了老总，到别的单位谁听得懂你的话呢。我一身冷汗。在女报杂志社工作22年，其间参加过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写作组，为深交所、华侨城等大型企业当过多年的写手，不是没有机会，但自知之明总会自然地制止我的冲动。我从不在研讨会上发言，也谢绝过要我担任诸如市出版行业协会会长、深圳娄商会会长之类的好意，我也尽量拒绝陌生人的邀约。唯有一次，作为“三打两建”专项活动调研的发起人，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作过一次大会专题发言。我认真写了一夜稿，念起来也抑扬顿挫，声音宏亮，但下来好几位相熟的代表都对我说：聂总，你讲得很好，但我没太听懂。
山斗奇石图片来源于「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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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不能讲自己生命中的羞愧了。
事实上，这种羞愧对于从湘中丘陵地区走出来的乡亲而言，肯定是普遍且深刻。几年前，龙应台在《南方周末》上讲她父亲龙槐生：“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立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作为女儿，龙应台尚且是在送父亲骨灰还乡，听了族中老人用乡音念祭文才有这分觉醒，才发出“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的痛悟。活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当下，弱肉如我，当然不能指望别人的了解或聆听。
梅龙山夕阳图片来源于「wqw」
于是，在吾乡吾土近30年所发生的几次大事件，从来无人了解事件的真相，舆情沸沸，无论点赞或是痛批，皆为隔靴搔痒，最后沦为笑柄。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被《人民日报》盛赞的“哑巴卖刀”的故事，讲吾乡一个哑巴在京城街头卖刀，竖着“哑巴卖刀，货真价实，一把二十，先试后买”的牌子，党报记者目睹哑巴削刀如泥的过程，发出“营销不如真练，广告不如哑巴”的慨叹。那年寒假我回到家乡，远亲近邻都在讲，金蚌人真聪明，想出做哑巴的绝招，发大财啦。金蚌村是我堂嫂的娘家，离我村十余里，每次侄女侄儿从金蚌外婆家回来，我都要逗他们：又去打铁去了?当哑巴好玩不?他们总是笑嘻嘻地点头。那个家家户户都是铁匠世家的村庄，在改革开放的当今社会，不得不以丧失语言能力为代价向全中国推销菜刀，他们是不是很痛，他们是不是有病?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假证之乡”称号，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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