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蒙白平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
刊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年第1期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面阐明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及其消亡规律。恩格斯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了“两种生产”“国家相对独立性”等基本原理，充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新，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起点。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关键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守正创新
恩格斯以马克思的笔记为基础，在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后，完成了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起源》是恩格斯将他和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进行系统化阐述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不同历史时期，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在国外学界，《起源》出版伊始就引发了争论，既有肯定其科学价值的研究，也有否认其科学价值的看法。总的来看，《起源》的科学价值在国外学界越来越受肯定，但对其相关原理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热潮，《起源》中的国家理论也备受重视。在国内学界，20世纪20年代中译本就在国内出现。随后蔡和森、郭沫若等都对《起源》进行了相关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起源》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曾广泛开展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改革开放后，关于《起源》中家庭、婚姻、女性、民族、两种生产理论以及私有制和国家等问题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化拓展。除了围绕《起源》进行整体深化研究之外，国内学界更是对于其中的国家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尤其是随着中国在新时代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自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就包括对《起源》的新挖掘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积极开展原著中治理思想的挖掘以及国家职能等相关理论的研究；第二，继续开展对两种生产理论等相关原理的讨论。这些研究拓展了《起源》及其包含的相关原理的研究深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国家治理研究而轻国家本质分析的倾向；相关原理的研究仍未形成学术共识、争论犹在。本文试图依据原著进一步探讨争议性的相关原理，并尝试阐明《起源》中国家理论的时代价值。
一、追根溯源：《起源》对国家理论的全面阐述
国外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存在系统的国家理论。比如法国学者列菲弗尔就指出：“如果有人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一种国家理论，也就是想寻找一种连贯和完全的国家学说体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种学说体系是不存在的。”但可以发现，《起源》至少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消亡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指出：“恩格斯概述了国家——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更一般的模式，最全面的阐述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８４）中。”
关于国家的起源。第一，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著作，研究叙述了史前文化时代与家庭的起源。恩格斯结合生产式的发展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及演进，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家庭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第二，恩格斯在摩尔根研究基础上，研究阐述了氏族制度与私有制、阶级的起源。恩格斯又“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更为关键的是，恩格斯着重分析了氏族制度解体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三次社会大分工，从而论证了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恩格斯指出，“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格斯正是通过论述三次分工所产生的阶级分化，论证了氏族制度是如何被国家代替的。第三，恩格斯阐明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欧洲国家的起源形式，进而通过分析三种国家起源形式论证了国家的产生。
关于国家的本质。恩格斯从以上三种国家起源形式中得出结论，国家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不是所谓伦理观念和理性的现实反映，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国家产生于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缓和阶级冲突，于是产生了一种与社会相分离又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现代国家或文明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关于国家的职能。与国家的阶级本质相对应，恩格斯概括了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相对独立职能：阶级统治职能产生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而相对独立职能是指“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关于国家的消亡。恩格斯最后论述了国家将随着社会分工和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原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产生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阶级分裂，也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恩格斯在著作的结尾引用了摩尔根的话作为对国家消亡后未来社会的展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总之，恩格斯在《起源》中先从探讨家庭的起源与氏族制度的发展开始，为探讨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埋下了理论线索，进而阐述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的起源，揭示了国家的本质、职能及其消亡规律，建立了完整的国家理论框架。
二、正本清源：《起源》国家理论基本原理的本原考察
《起源》中的一些观点和原理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甚至存在曲解和误读。这就需要对相关原理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本文在对《起源》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研读的基础上，在与学界不同观点的对话中，期望做出与恩格斯原著本意相契合的解读，以期更清晰地认识国家理论的本来面貌。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本意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而完整的阐发是在《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两种生产”作为《起源》构建国家理论的基点和根基，直到今天学界仍未有定论。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理解关系到对《起源》国家理论的正确认识，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唯物史观”的认识问题，应给予符合恩格斯本意的解读。
国内学界集中围绕“两种生产”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两种生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种代表性观点：“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在学界以上各种理解都有一定的支持者。讨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坚持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仅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人自身的生产有制约作用但并无决定作用。“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都肯定人自身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只是作用的机理、层次、大小会有不同。
本文认为，充分肯定人自身生产的决定作用或许更加符合或者接近《起源》的论述，当然具体来说还需要辩证分析。在《起源》中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提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二者互相依存，“是构成直接生活生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共同决定了原始社会制度。”那种认为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历史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恐怕是需要商榷的，毕竟“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此外，也不能把“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仅仅理解为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为这明显与《起源》不符。
既然“两种生产”是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那么两者的地位和作用是等同的还是存在一个更为基础的“生产”呢？学界虽有不同认识，但基本上趋于统一。多数学者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生产的基础，生活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生产的关系“是前者支配和决定后者”。本文也认同这些观点，因为人类生活资料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类自身的生产“要对社会历史发生决定作用，也必须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个内在因素。”在《起源》中，恩格斯还论述了人自身生产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这实际上正是强调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和状况的决定作用。
恩格斯在《起源》中通过阐发“两种生产”理论，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是由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决定的，重现了“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一原理。当然，“两种生产”理论“只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则”，在不同历史时代会以什么样的特殊形式呈现，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国家自主性以及国家两种职能的深层考察
第一，《起源》国家自主性论述的本原解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境里，国家自主性一般称为国家独立性。恩格斯在《起源》中论述完国家的阶级本质属性后，紧接着就论述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那么《起源》中国家自主性的本原该如何理解呢？就恩格斯对国家产生的动因和性质论述的意义上，“国家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关系，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全部基础。”而国家自主性的“最根本的体现是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反作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虚幻的共同体”反映了普遍利益和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的阶级本质。《起源》关于例外时期对立阶级暂时势均力敌，国家权力作为表面调停人就获得了某种独立性的论述，是后来学者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进行探讨的理论来源之一。普兰查斯和密里本德分别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等著作中围绕《起源》这些论述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虽有片面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
第二，《起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深层考察。根据恩格斯的论述，为了使对立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又同社会相异化，缓和冲突于秩序范围内的力量——国家，应该说国家自产生伊始就具有了独立于对立阶级和社会的自主性。而例外时期对立阶级的均势状态会导致国家具有更高的独立自主性，国家的公共权力暂时遮蔽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这是相对自主性的一种突出表现。但国家作为调停人在表面上的独立性，仍然只是一种相对的自主性，恩格斯正是通过例外时期阶级均势的分析把国家相对自主性规律直接揭示了出来。恩格斯强调的“势均力敌”只是对立阶级的相对平衡，“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称的改变丝毫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
恩格斯在《起源》中强调“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同时，紧接着就论述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表现，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以及“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后来恩格斯也曾指出，国家“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加独立”。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国家的本质与其自主性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表现为实质上的相对自主性和形式上的相对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归根到底要受到其阶级性的制约。
第三，国家本质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还表现为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相统一的关系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职能的行使上。”一定意义上，国家自主性表现为社会职能的履行，履行好社会职能同时也是为了维持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这就说明“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是相统一的，两种职能互相协调从而保证国家阶级本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刻意强调国家治理而忽视国家本质的研究倾向是不可取的。
三、守正创新：《起源》中国家理论的时代价值
综上，恩格斯在《起源》中第一次详细论述了两种生产的关系及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全面论述国家起源、本质的基础上阐发了国家自主性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最本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起源》作为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守正创新。尽管囿于历史客观原因，恩格斯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预测和论述，但这并不影响《起源》中的国家理论在当代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
第一，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质提供理论依据。《起源》对国家本质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批判依然具有时代解释力，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有人就提出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应淡化国家的阶级本质论。现实证明这是不可取的，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愈加隐性而社会职能愈加显性化，其背后还是国家阶级本质在国家职能上的体现。不可否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了更多的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自主性的增强并未减少国家的阶级性，反而可能以更灵活的方式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资源。根据《起源》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认识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基本前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政治统治和社会职能的共同推进，要以国家自主性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把高度的国家自主性用于对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根据《起源》中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原理，国家消亡必须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经历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向新制度过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便于实现这个过渡，必须有坚强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形态的中国，需要克服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错误干扰，强化国家职能，才能避免西方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的治理危机。
第三，为研究国家和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方法论。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他之所以重视《起源》，“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通过学习和领悟恩格斯在《起源》中研究国家问题的方法论，就可以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就会对所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的错误论断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就能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必然性，坚信国家的消亡与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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